教师节忆父亲
\n文/张从辉
\n每年当教师节来临的时候,总会牵动着我的思绪,对我引以自豪的父亲充满深深的怀念。
\n四十年过去了,在第一个教师节的庆祝大会上,父亲作为优秀教师代表,在主席台上交流发言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
\n“作为一个民办教师,一定要种好两块责任田,一块在教室里,一块在责任田里……一个个孩子,就像一棵棵幼苗,必须得细心呵护,精心培育……急不得,懒不得。如果种坏了,心疼啊……”
\n父亲是个民办教师,也是村小学主任教师(上世纪八十年代,每个中心校下辖的村都有村小,而且规模不小,多的村甚至有三四百名学生,当时中心校管理不过来,就委派在教学和管理上都有经验的老师担任主任教师,具体负责村小管理。那个时候,当地老百姓都习惯称主任教师为校长)。由于父亲工作认真负责,再加上是正牌的师范生,学校非常信任他,就任命他为村小主任教师。在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,学校为起到示范带头作用,安排父亲作为民办教师优秀代表在大会上交流发言。
\n父亲在台上发言,显得有些紧张和激动,因为他教书十几年,是第一次当上优秀教师,更是第一次从教室的讲台走上这么大的主席台。他的发言虽然声音有些小,却非常坚定,甚至还有些诙谐,时不时赢得台下阵阵掌声,特别是最后那句:“话不多说了,季节不等人,趁教师节有点空隙,回家种萝卜去喽。”
\n父亲诙谐的发言被台下的掌声淹没了,那个时候我也刚走上教师岗位,竟激动得情不自禁地站起来为他鼓掌。
\n其实,我从小到大最佩服的就是我父亲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他在我们村子里的人的眼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,因为他是村子里唯一的文化人,大家都还称他为秀才。
\n父亲总爱在我们面前谈他读书的事情,尤其是谈他考起初师的那件事,总是滔滔不绝,满脸堆满了自豪的表情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大足和荣昌合办初师,两县共招初师生50人,我父亲去报名考试,最后考上了。当时,父亲找大队书记盖章,竟跟在大队书记屁股后跑了几十根田坎。说来父亲也运气孬,初师读了一年就遇到扩招,他那一年所有师范毕业生都未安排工作,父亲就当了个民办教师。每谈到这里,父亲总有些遗憾。不过还好,在父亲59岁那年,遇到好的政策,终于转为公办教师,弥补了他多年的遗憾。
\n父亲很有头脑,总是给生产队出一些点子,大家都称他为“军师爷”,我叔公是队长,有事便总是找我父亲商量。大家都很信任我父亲,特别是左邻右舍,对他简直就是一种依赖,什么事做得做不得,划得不划得着,都要来问我父亲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隔壁的二婶,那年队上死了一头牛,在分肉的时候,牛脑壳是按三分之一的斤两来计算,当时她就问我父亲要不要得着,我父亲当时就答复“干得着”。后来,二婶把牛脑壳煮熟,她竟撕了一大簸箕肉,乐得要请我们全家人去尝尝,我父亲没去,我却不懂事,饱餐了一顿。
\n乡邻信任和依赖父亲,还因为他更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。本来一天工作很忙,除了教书外,还要种责任田,但他一有空就总爱帮助他人,告诉他们庄稼要怎样做才能高产,什么时候种才能卖个好价钱,而且每次都能帮到点子上。
\n在我们这个穷村子,父亲最能帮上忙的就是给人家写信了,而且从不收一分钱。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,除了传口信外,书信就成了农村唯一的通讯工具了。因此,每到晚上,我家总会闹热一阵,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围坐在我家院子里,当然不全是为了写信,有听父亲讲故事的,请教种庄稼的,也有姑娘大姐向母亲请教打鞋底的,还有的就是纯粹来耍的。这个时候我父亲最高兴,脸上不免也流露出一种自豪感,这时也是我和妹妹最高兴的时刻,总是会拍着小手高兴地说:“哦!哦!又有好吃的啰。”因为除了跟着父亲自豪外,还要享受叔伯大娘、大哥大姐带来的感谢物品:花生、瓜子、棒棒糖。那时候,对于我们来说,也就是最好的奢侈品了。当然也有最烦的时候,有时候半夜了也有人敲门叫父亲帮忙写信,这一般都是些情窦初开的姑娘。我想大概是怕人多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吧。这个时候,劳累了一天的父亲仍然乐意地给人家写,而且写完了还要念上一遍,直到对方满意为止。有时候遇到啰唆的,竟会写到凌晨三四点钟。
\n父亲现在虽然离我们而去了,但他生前的言行却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,他除了教我们知识,更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。特别是父亲在主席台上所说的两块“责任田”,更是提醒着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必须承担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\n作者简介:张从辉,重庆市作协会员,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,大足区作协会员、理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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